2025年的第一天，阳光裹着薄霜落在监狱大门上时，我终于踏出了那道隔绝了八年的铁栏。
八年前的法庭，检方念出的每一项指控都像烧红的烙铁，一下下烫在我心口。
我指尖死死攥着辩护席的木沿，指节绷得发白，连掌心沁出的汗都带着凉意。
没有辩解，没有推脱，我只是抬眼望向审判席，一字一顿地承认：“我利用技术手段组建诈骗团队，针对全国各地普通群众实施精准诈骗……我对此满心愧疚，更只剩悔恨。”
“我认罪，接受法律的一切制裁。”
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旁听席突然掀起一阵骚动。
有压抑到极致的啜泣，也有带着怒火的低语，像无数根细针，扎得我耳膜发疼。
我用余光扫过斜前方的被告席，林慧就站在那里。
她曾是我在电诈园区里最亲近的人，此刻穿着和我一样的灰蓝色囚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，连握着栏杆的手指都在微微发颤。
我们没敢对视，只是各自盯着自己的鞋尖，仿佛脚下的水泥地能隔绝这场迟来的审判。
可我知道，我们心里都记着自首那天借着月光偷偷定下的约定：“不管判多久，都要等对方。”
辩护律师声音压得很低：“还有几个核心成员没落网，你要是肯抗辩，找找证据漏洞，刑期或许能减两年。”
他递来的辩护意见书上，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文写满了“从轻”的可能，可我眼前却反复闪过受害者的模样。
有在电话里哭着说“养老钱没了”的老人，有哽咽着“孩子学费被骗光”的母亲。
我摇了摇头，把意见书推了回去：“这是我应得的，我不能再逃了。”
最终的判决下来时，我反而松了口气：我因组织、领导电信诈骗集团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判十年有期徒刑；林慧虽参与其中，但系被胁迫加入的从犯，又主动供述团伙核心犯罪事实、协助警方固定证据，判了六年。
律师跟我说，以我的罪行，判十五年都不算重。
能拿到这个“最轻处罚”，全靠我认罪态度彻底、主动退赔了大部分赃款，还协助警方破获了三起关联诈骗案。
入狱第一年，我和林慧被分在同一所监狱的不同监区，每月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见一次面。
每次会面，她总笑着说在里面过得很好，跟着狱友学织毛衣，针脚越来越整齐，还报名了烹饪班，学会了做番茄炒蛋。
“陈默，你好好改造，”有次她盯着我的眼睛，说得格外认真，“我先出去给咱们探探路，等你出来，咱们回你云南老家，开个小馆子。”
她从没骗过我。
2020年林慧刑满释放那天，我连夜用塑料绳编了串手链，串上两个刻着“陈林”首字母的小木珠，托狱警转交给她。
她出狱后没回以前的城市，首接去了我们云南边境的老家小镇。
她在镇上的餐馆找了份零工，每天洗盘子、端菜到深夜，一边攒钱。
每个月，我都会收到她的信：有时是寄来小镇的照片，青石板路上开着三角梅；有时是抄一段她在书店看到的话，字里行间都是暖意；信的末尾总写着一句：“院子里的三角梅开了，等你回来一起看。”
我在狱中也没闲着，除了完成规定的劳动改造，我主动报了法律课和烹饪课。
以前在园区里，我把心思都用在琢磨诈骗话术上，怎么编剧本、怎么骗受害者信任；现在握着炒勺练习颠锅，看着蔬菜在油锅里变成诱人的颜色，心里反而踏实。
我记得第一次炒出一盘完整的青菜时，狱友笑着说“比食堂好吃”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：靠双手挣来的认可，比骗来的钱珍贵多了。
后来，我因改造表现突出，先后三次获得减刑，实际只服刑了八年——比判决少了两年，也比林慧多等了我三年。
我出狱那天，林慧穿着米白色外套，怀里抱着个布包，站在监狱门口的梧桐树下。
见我出来，她快步走过来，把布包塞到我手里：“这里面是我攒的钱，还有咱们租的小院钥匙，锅碗瓢盆我都买好了。”
这八年里，外面的世界早变了天。
国家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，反诈 APP成了手机必备；老家小镇的墙上贴着反诈标语，连卖菜的阿姨都知道“公检法不会电话要钱”。
我回了那个群山环绕的小镇，这里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，再也闻不到园区里那种混杂着焦虑和恐惧的味道。
在镇里的旅游区，我们盘下了一间小铺面，开了家傣味餐馆。
店面不大，只摆得下西张桌子，我掌勺，林慧负责前台。
我们的菜单很简单，却都是地道的傣味：傣味火锅要熬足三小时牛骨汤，加进傣家特有的香茅草和南姜；香茅草烤鱼得用新鲜茅草裹紧，刷上小米辣和柠檬汁调的酱汁；菠萝紫米饭里的糯米，要提前用傣家米酒泡一夜，蒸出来才带着淡淡的酒香。
我虽不是傣族人，但生在边境长在边境，对这些饮食门道熟得很。
如今把心思花在菜谱上，比当年设计骗术时安心多了。
开店第二个月的一个下午，一位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进来。
他点了一桌子菜，每道菜都吃得很仔细，连蘸料的酸度都品了半天。
吃完后，他没走，径首走到前台：“我是反诈中心的，想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在重新开始。”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赎罪不一定非要做大事。
把小店经营好，让顾客吃得开心，让家人过得安稳，这也是一种救赎。”
现在，小店己经开了半年多，熟客越来越多。
偶尔会收到陌生人的信。
有的是受害者家属写的，说“你这样的人怎么有脸活着的，你怎么不去死”；有的是研究反诈的学者，希望我能分享经历，给年轻人提个醒。
每封信我都认真回，把自己的反思写得清清楚楚。
我想让更多人知道，电诈园区里没有“高薪”，只有无尽的谎言和威胁；也想告诉那些犯过错的人，只要敢回头，总能找到重生的路。
八年前的法庭，检方念出的每一项指控都像烧红的烙铁，一下下烫在我心口。
我指尖死死攥着辩护席的木沿，指节绷得发白，连掌心沁出的汗都带着凉意。
没有辩解，没有推脱，我只是抬眼望向审判席，一字一顿地承认：“我利用技术手段组建诈骗团队，针对全国各地普通群众实施精准诈骗……我对此满心愧疚，更只剩悔恨。”
“我认罪，接受法律的一切制裁。”
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旁听席突然掀起一阵骚动。
有压抑到极致的啜泣，也有带着怒火的低语，像无数根细针，扎得我耳膜发疼。
我用余光扫过斜前方的被告席，林慧就站在那里。
她曾是我在电诈园区里最亲近的人，此刻穿着和我一样的灰蓝色囚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，连握着栏杆的手指都在微微发颤。
我们没敢对视，只是各自盯着自己的鞋尖，仿佛脚下的水泥地能隔绝这场迟来的审判。
可我知道，我们心里都记着自首那天借着月光偷偷定下的约定：“不管判多久，都要等对方。”
辩护律师声音压得很低：“还有几个核心成员没落网，你要是肯抗辩，找找证据漏洞，刑期或许能减两年。”
他递来的辩护意见书上，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文写满了“从轻”的可能，可我眼前却反复闪过受害者的模样。
有在电话里哭着说“养老钱没了”的老人，有哽咽着“孩子学费被骗光”的母亲。
我摇了摇头，把意见书推了回去：“这是我应得的，我不能再逃了。”
最终的判决下来时，我反而松了口气：我因组织、领导电信诈骗集团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判十年有期徒刑；林慧虽参与其中，但系被胁迫加入的从犯，又主动供述团伙核心犯罪事实、协助警方固定证据，判了六年。
律师跟我说，以我的罪行，判十五年都不算重。
能拿到这个“最轻处罚”，全靠我认罪态度彻底、主动退赔了大部分赃款，还协助警方破获了三起关联诈骗案。
入狱第一年，我和林慧被分在同一所监狱的不同监区，每月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见一次面。
每次会面，她总笑着说在里面过得很好，跟着狱友学织毛衣，针脚越来越整齐，还报名了烹饪班，学会了做番茄炒蛋。
“陈默，你好好改造，”有次她盯着我的眼睛，说得格外认真，“我先出去给咱们探探路，等你出来，咱们回你云南老家，开个小馆子。”
她从没骗过我。
2020年林慧刑满释放那天，我连夜用塑料绳编了串手链，串上两个刻着“陈林”首字母的小木珠，托狱警转交给她。
她出狱后没回以前的城市，首接去了我们云南边境的老家小镇。
她在镇上的餐馆找了份零工，每天洗盘子、端菜到深夜，一边攒钱。
每个月，我都会收到她的信：有时是寄来小镇的照片，青石板路上开着三角梅；有时是抄一段她在书店看到的话，字里行间都是暖意；信的末尾总写着一句：“院子里的三角梅开了，等你回来一起看。”
我在狱中也没闲着，除了完成规定的劳动改造，我主动报了法律课和烹饪课。
以前在园区里，我把心思都用在琢磨诈骗话术上，怎么编剧本、怎么骗受害者信任；现在握着炒勺练习颠锅，看着蔬菜在油锅里变成诱人的颜色，心里反而踏实。
我记得第一次炒出一盘完整的青菜时，狱友笑着说“比食堂好吃”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：靠双手挣来的认可，比骗来的钱珍贵多了。
后来，我因改造表现突出，先后三次获得减刑，实际只服刑了八年——比判决少了两年，也比林慧多等了我三年。
我出狱那天，林慧穿着米白色外套，怀里抱着个布包，站在监狱门口的梧桐树下。
见我出来，她快步走过来，把布包塞到我手里：“这里面是我攒的钱，还有咱们租的小院钥匙，锅碗瓢盆我都买好了。”
这八年里，外面的世界早变了天。
国家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，反诈 APP成了手机必备；老家小镇的墙上贴着反诈标语，连卖菜的阿姨都知道“公检法不会电话要钱”。
我回了那个群山环绕的小镇，这里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，再也闻不到园区里那种混杂着焦虑和恐惧的味道。
在镇里的旅游区，我们盘下了一间小铺面，开了家傣味餐馆。
店面不大，只摆得下西张桌子，我掌勺，林慧负责前台。
我们的菜单很简单，却都是地道的傣味：傣味火锅要熬足三小时牛骨汤，加进傣家特有的香茅草和南姜；香茅草烤鱼得用新鲜茅草裹紧，刷上小米辣和柠檬汁调的酱汁；菠萝紫米饭里的糯米，要提前用傣家米酒泡一夜，蒸出来才带着淡淡的酒香。
我虽不是傣族人，但生在边境长在边境，对这些饮食门道熟得很。
如今把心思花在菜谱上，比当年设计骗术时安心多了。
开店第二个月的一个下午，一位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进来。
他点了一桌子菜，每道菜都吃得很仔细，连蘸料的酸度都品了半天。
吃完后，他没走，径首走到前台：“我是反诈中心的，想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在重新开始。”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赎罪不一定非要做大事。
把小店经营好，让顾客吃得开心，让家人过得安稳，这也是一种救赎。”
现在，小店己经开了半年多，熟客越来越多。
偶尔会收到陌生人的信。
有的是受害者家属写的，说“你这样的人怎么有脸活着的，你怎么不去死”；有的是研究反诈的学者，希望我能分享经历，给年轻人提个醒。
每封信我都认真回，把自己的反思写得清清楚楚。
我想让更多人知道，电诈园区里没有“高薪”，只有无尽的谎言和威胁；也想告诉那些犯过错的人，只要敢回头，总能找到重生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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